伊朗中程导弹体系的构建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，依托朝鲜“劳动”导弹技术转让与本土逆向工程，2003年推出首款覆盖以色列的“流星-3”导弹（射程1300-1800公里）。此后二十年，其产能与技术迭代呈现三个关键阶段：

　　以“流星”系列为核心，年均产能约50-80枚，导弹采用液体燃料，发射准备时间长且精度不足（圆概率误差约1公里）。此时伊朗导弹库存突破500枚，初步具备对以色列的威慑能力。

　　随着“泥石-2”（固体燃料，射程2000公里）和“征服者-313”（射程500公里，命中精度提升至500米）的列装，年均产能跃升至100-150枚，库存突破1500枚。2015年伊核协议期间，伊朗表面放缓导弹生产，实则将部分产能转入地下工厂，为后续冲突储备技术与零部件。

　　“法塔赫-2”（射程1500公里，末端速度12马赫，命中精度10米级）和“佐勒菲卡尔”（射程700公里，具备机动变轨能力）成为主力，年均产能达200-300枚。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（SIPRI）估算，截至2025年，伊朗中程导弹库存已超过3000枚，其中80%储存在地下工事。

　　通过“震网”病毒摧毁伊朗核设施离心机，暗杀至少5名核科学家，试图延缓导弹技术进程。但伊朗迅速将研发团队分散至地下实验室，2012年仍成功试射“泥石-2”导弹，反制效果有限。

　　2017年起多次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朗导弹基地，支持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“果断风暴”行动，试图切断伊朗导弹J9九游会官方网站输出渠道。但胡塞武装仍用伊朗提供的“火山-2H”导弹（射程1300公里）袭击沙特油田，证明“代理人威慑”战术的有效性。

　　冲突爆发后，以军首先瘫痪伊朗西部防空系统，并通过无人机、导弹摧毁约200辆机动发射车。但伊朗早将发射平台多元化——除专用发射车外，部分导弹可从民用卡车、铁路平板车甚至临时构筑的发射阵地上发射，2024年演练的“分布式发射”战术已在实战中应用，使以军“斩首载具”的策略效果大打折扣。

　　当前伊以导弹对峙本质是中东地缘格局重构的缩影，三大历史因素制约冲突走向：

　　从2011年奥巴马政府“亚太再平衡”到2025年拜登政府聚焦俄乌与台海，美国对中东的直接军事介入意愿持续下降。对比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主导的“沙漠风暴”行动（日均发射2000枚导弹），此次美军仅向以色列提供情报支持，拒绝直接参战，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“单边主义”形成鲜明反差。

　　俄乌冲突爆发后，俄罗斯与伊朗形成“军事技术互补联盟”：伊朗向俄提供“见证者-136”无人机用于乌克兰战场，俄则向伊转让S-300VM防空系统与“伊斯坎德尔”导弹部分技术。2025年5月，俄罗斯更协助伊朗升级地下导弹仓库的抗钻地能力，使以色列空袭效果进一步衰减，重现冷战时期“代理人技术竞赛”的历史模式。

　　2020年“亚伯拉罕协议”后，沙特、阿联酋等国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，但均拒绝卷入伊以冲突。2025年6月，阿拉伯联盟公开呼吁“停火谈判”，反映中东国家对“代理人战争”的厌倦，这与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时阿拉伯国家集体对以禁运的历史形成对比，凸显地区格局从“两极对抗”向“多极制衡”的转变。

　　1984-1988年两伊“袭城战”与当前伊以导弹对峙具有高度历史相似性，可预测三种可能走向：

　　两伊战争期间，双方共发射约1800枚导弹，造成近5万人伤亡，最终在联合国安理会第598号决议下停火。若当前冲突持续消耗，伊朗以日均30-50枚的发射量计算，剩余2500-2700枚导弹可支撑50-90天，而以色列“铁穹”系统（拦截弹成本约4万美元/枚）的持续运转将导致国防预算承压，双方可能在外部斡旋下进入谈判。

　　两伊战争后期，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扭转“袭城战”劣势，成为冲突升级的转折点。若伊朗在对峙中启用封存的“流星-3”导弹（可搭载生化弹头），或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实施“斩首打击”，可能引发地区多国卷入，重现1991年海湾战争“飞毛腿”导弹袭击以色列的历史危机。

　　类似1980年代伊朗通过真主党、胡塞武装实施“远距袭扰”，若以色列扶持伊朗境内反政府武装（如库尔德民主党）实施渗透破坏，冲突可能从“导弹对峙”转向“低强度代理人战争”，形成长期消耗格局，如同苏联阿富汗战争的“历史复刻”。

　　伊朗导弹的“持久力”并非单纯的库存数字，而是其二十年军事工业化积累、地缘博弈策略与历史危机应对经验的综合体现。从两伊战争的“导弹启蒙”到核问题下的“威慑构建”，再到当前多极化格局下的“技术突围”，伊朗始终以“非对称威慑”作为对抗美以的核心策略。而以色列虽拥有技术优势，却难以突破“防空系统耗损-发射平台分散-大国干预制衡”的历史困局。这场对峙的终局，或将由双方对历史教训的认知深度决定——是重蹈两伊消耗战的覆辙，还是在对峙中寻找新的战略平衡点，历史的天平已开始倾斜向“持久博弈”的一端。